日本制造业“危机”的警示

       危机中的夏普还在裁员与卖楼自救，连年亏损的松下想盈利还很难，索尼已在持续低迷中渐行渐远，佳能的危机四伏似乎也没有根本缓解，日立、东芝也在以往曾经强势的消费电子产品领域一路溃败，夕日明星NEC已彻底退出智能手机领域……尽管从这些表象，我们还无法得出日本制造业衰落、败北的结论，但毫无疑问，日本制造业确实遭遇了阶段性的麻烦。中国和日本颇为相似，经济的强大，与制造业大国的国际地位紧密相关。正处于“世界工厂”漩涡中的中国，毫无疑问应从日本制造业遭遇的“麻烦”中检讨、自省。         日本制造业为何会遭遇如今阶段性的“麻烦”？曾在日立工作16年、现任京都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教师的汤之上隆，在其《失去的制造业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》一书中，回顾了日本IT制造业几十年的荣辱史，总结了日本制造业的四大教训：一是面对十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时，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，因循守旧，错失机会；二是过于苛求于性能与指标的极致，而忽视了市场实际需求水平，投入不必要的成本，致使市场出现变化的时候在研发上不能及时调整产品；三是过度依赖匠人精神与手工艺者的技艺，而忽视了产品的标准化与通用化，严重缺乏低成本量产能力；四是面对技术趋势转变，日本企业制度过于僵化，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。       创新之路是不容易的，如何才能紧跟时代不掉队呢？汤之上隆在书中谈及日本制造业“危机”的另一原因，即“对先进技术缺乏以往专长的模仿创新精神，反应迟钝”，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引以为戒的；其所呼吁的“重新重视模仿创业元素，发扬自身的技术整合优势”，也是我们需要同样重视的。回顾日本制造业的兴衰史，可以分为四个典型的阶段：      明治维新到二战，是日本“山寨”为主的阶段，那时的日本产品在中国被称为“东洋货”，但使日本踏上了现代化之路；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，是模仿为主的阶段，使日本从一个经济崩溃的战败国发展成经济巨人；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，是创新超越为主的阶段，“日本制造”不仅登上世界舞台，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，也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；20世纪90年代后，是固执固守为主的阶段，因为看不上模仿、山寨，日本制造业自顶峰滑落并出现危机，而企业普遍的心态依然是“背水一战，尽一切努力扭亏为盈，让企业得以生存”的鸵鸟心态，逐渐为其他国家所赶超。       日本制造业的“危机”，固然有汤之上隆在书中揭示的原因，但实际的原因，远更为复杂，与国际国内的金融货币政策、劳动力市场、文化心态，甚至是国际政治局势，都密切相关。客观地说，“日本制造”的市场影响力目前仍然是巨大的，技术研发水平与创新能力也依然是顶尖的，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都还离不开日本。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日本制造业的问题，不在“道”而在“器”，“器”的问题主要在固步自封，具体表现在技术研发水平与创新导向，没有与消费时尚、商业模式、市场开拓能力相匹配，而又不愿意去山寨、模仿美国、韩国甚至是中国的创新，不仅未能催生出互联网相关的划时代产品，甚至还有点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。       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主要原因，从大的方面说，是改革开放；从小的方面说，就是和日本前两个阶段类似，山寨创新功不可没。中国制造业能否达到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工业化消费时代的高峰，取决于中国能不能像日本一样在模仿创新中实现超越。然而，好的技术与好的产品、好的市场，并不能等同。技术具有稳定性和直线性，而产品、市场却具有多变性、曲线性，因此，即使我们不能实现创新中的超越，只要保持模仿创新，也能在产品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；即使我们实现了创新中的超越，如果不能在产品、市场上时刻保持创新超越，也未必能够赢得市场、保持巅峰。       在制造业的兴衰史上，日本做对了什么？又做错了什么？对追赶工业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企业显然是有启示意义的。中国和日本，在文化的内核上，都深受儒家“中庸”思想的影响，往往不愿主动放手一搏。所以，中国和日本的文化，都有非常“固执”的一面，自由度和创新能力上不如欧美世界。日本由威名世界的“模仿大师”逐步走向“固步自封”，正是伴随其实力变化之后“固执”心态发酵的结果。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中国国民的心态也正在变化之中，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。